3月23日，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其中这样说到：“我年轻时就读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让我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魅力。”
不知是不是有意为之，习主席提到的这六个人，完整涵盖了俄罗斯文学史上最辉煌的一个阶段——黄金时代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家，从开启黄金时代的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到为黄金时代划上完美句点的短篇巨匠契诃夫。黄金时代也是对中国人影响至深的一个时期。近百年来，一代代中国人读着他们的作品长大。追寻黄金时代，也是追寻我们的过往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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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在回顾十九世纪初以来的俄罗斯文学时，常常把从普希金到契诃夫的这一段时期称为“黄金时代”，盖因这是一个群星璀灿的时期。相应的，也把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的一段时期称为“白银时代”。从具体的时间上来看，大致是在1820年至1880年这段时间里。从历史的角度看，受1812年反拿破仑战争胜利引发民族意识高涨和社会动荡的影响，19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变化较快，带有新旧交接的性质。这种风云激荡的社会变革，对文学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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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俄罗斯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赫尔岑认为，当时的俄罗斯思想集中地表现于文学，俄罗斯思想是通过文学来发展的。这时期的一些天才的俄罗斯作家以其特有的文学家的敏感，已经预先感觉到了即将来临的社会和精神变动的某种彻底性和复杂性。而他们的思考和写作，自然也反过来至为深刻有力地影响到了这一历史变动。
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这一时期特有的一种思想者的形象如奥涅金等，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优裕的生活环境，也具有一种思想者的怀疑和探索的气质，然而又极度紧张不安，找不到灵魂的栖所，感觉到自己的空虚无力，于是或走向冷漠、消沉，或将激情和生命的热力随意地掷于最后既伤人亦伤己的生活和爱情事件，他们是思想者，同时又是社会上“多余的人”，还可以说是日后“虚无主义者”的某种雏型。后世之所以把普希金作为黄金时代的起点，与他不屈的精神也有关。他的思想与诗作，引起沙皇俄国统治者的不满和仇恨，他曾两度被流放，始终不肯屈服，最终在沙皇政府的阴谋策划下与人决斗而死，年仅37岁。
莱蒙托夫是继普希金之后俄罗斯又一位伟大的诗人。1837年2月，普希金在决斗中重伤后去世。莱蒙托夫愤然作《诗人之死》一诗，直言杀害普希金的罪魁祸首是俄国上流社会。他因此被流放到高加索。1839～1841年完成长篇小说《当代英雄》。莱蒙托夫的诗篇中也笼罩着一种沉郁和孤独感，他自己和普希金一样在决斗中被杀。
屠格涅夫常居国外，正是他使俄罗斯文学与西欧文学有了一种更紧密的联系，开始把俄罗斯文学推向世界，他是一个和后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一样享有广泛世界声誉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更直接地反映着时代和社会，思想者和“新人”的形象较前更为丰满、多样和新颖，其中既有热烈而软弱的罗亭、涅日达诺夫，又有坚定的革命家英沙罗夫，务实的科学家巴札罗夫和实业家沙罗明等。在屠格涅夫那里同时又有一种更为鲜明的对于纯美、纯艺术的追求，他的中短篇小说为个人的生活和爱情划出了一块空间，然而他的心底仍然是深深悲观和忧伤的，这尤其是表现在他后期的散文之中。
契诃夫可以说是“黄金时代”最后一位大师，是这一时代的最后一座高峰。他的幽默到后来越来越多地注入了一种无法排遣的忧伤，他处在一个政治上严密控制而革命的地火正在蕴酿的时期，他不怎么直接谈思想，那不是他的擅长，他与政治和宗教都保持着一定距离，他的态度是温和的，深深地不满意于平庸的生活却也并不施以猛烈的攻击和搅乱，只是在精神的深层次上表露出一种默默的等待和不安的希望。此时，一般认为是属于“白银时代”的许多作者也已活跃，但他们更多地是投入了对艺术形式的无穷探索和新颖追求，尤其表现在诗歌方面，而契诃夫以其对人的处境和命运的关注却仍可说属于上一个时代——那在形式上主要是为一个小说的时代，但至契诃夫已非长篇巨制，在他的作品中也没有了早期如普希金那样的单纯和明朗
习近平主席讲话中提到的六位俄罗斯文学家，上文中简述了四位。另外两位值得单辟一节详述，这两位就是有“俄罗斯文学双峰”之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争辩这二位高人孰强孰弱，是很多俄罗斯文学爱好者的保留节目。在文学造诣上，他们二位的确高出同时代其他作家一筹，置于世界文豪之林亦当仁不让。他们二位的成就有目共睹，评论文章浩如烟海，在此不细表。仅从研究者和知名作家对他们的评价来看看他们的文学地位
美国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后丹尼尔·S·伯特等人，在21世纪初对有史以来的世界级大文豪进行了一次综合评定。综合专家意见，他给出了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由于评选人视野的原因，大量英美作家挤进了这个榜单。在这100位入选者中，包含了4位俄罗斯作家，均为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除了上文提到的普希金和契诃夫外，排名最靠前的两人就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列第4和第15位。与此同时，有三位中国作家入选，分别是名列27位的杜甫，67位的曹雪芹，以及93位的鲁迅。
上文的那个排行榜当然不是对作家的盖棺论定，但依然可以从国际视角审视这两位文豪。而从对其他作家的影响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再次验证他们的成就之高。著名作家余华就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震撼：当时自己被那种“一开始就进入叙事高潮，并且一直持续到结尾”的风格，“炸得晕头转向”。如果正常心跳是每分钟60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自己的心跳变成了120次。“我20岁出头的时候，茨威格是一个很高的台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更高的台阶。当时年轻无知，直接爬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结果发现自己有‘恐高症’。然后灰溜溜爬了下来，刚好是茨威格的台阶。我在习惯了茨威格之后，再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恐高症’。”余华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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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讲话中提到的六位俄罗斯文学家，上文中简述了四位。另外两位值得单辟一节详述，这两位就是有“俄罗斯文学双峰”之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争辩这二位高人孰强孰弱，是很多俄罗斯文学爱好者的保留节目。在文学造诣上，他们二位的确高出同时代其他作家一筹，置于世界文豪之林亦当仁不让。他们二位的成就有目共睹，评论文章浩如烟海，在此不细表。仅从研究者和知名作家对他们的评价来看看他们的文学地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高出同时代作家一筹
美国哈佛大学文学博士后丹尼尔·S·伯特等人，在21世纪初对有史以来的世界级大文豪进行了一次综合评定。综合专家意见，他给出了世界100位文学大师排行榜。由于评选人视野的原因，大量英美作家挤进了这个榜单。在这100位入选者中，包含了4位俄罗斯作家，均为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除了上文提到的普希金和契诃夫外，排名最靠前的两人就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列第4和第15位。与此同时，有三位中国作家入选，分别是名列27位的杜甫，67位的曹雪芹，以及93位的鲁迅。
上文的那个排行榜当然不是对作家的盖棺论定，但依然可以从国际视角审视这两位文豪。而从对其他作家的影响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再次验证他们的成就之高。著名作家余华就曾绘声绘色地描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震撼：当时自己被那种“一开始就进入叙事高潮，并且一直持续到结尾”的风格，“炸得晕头转向”。如果正常心跳是每分钟60次，陀思妥耶夫斯基让自己的心跳变成了120次。“我20岁出头的时候，茨威格是一个很高的台阶，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个更高的台阶。当时年轻无知，直接爬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结果发现自己有‘恐高症’。然后灰溜溜爬了下来，刚好是茨威格的台阶。我在习惯了茨威格之后，再爬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台阶上，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了‘恐高症’。”余华这样说。
托尔斯泰无愧于作家中的作家
作为国内最优秀小说家之一的阎连科，则说过在托尔斯泰面前，自己远远称不上伟大：“大家都说鲁迅不如托尔斯泰，为什么？并非因为作品多少和长短，而是面对人和土地的态度。鲁迅，说得好听是批评，说得小点就是抱怨，但托尔斯泰面对人和土地站得更高，更富同情心，对笔下人物充满同情和爱。当然，鲁迅不批判就不是鲁迅，但我们会希望在批评的同时融进更多的东西。托尔斯泰让人重新认识到作家对人类的爱以及胸怀的宽广。在爱的深度上，我的小说怨气太多，爱太少。我是优秀的小说家，但不是伟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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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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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文学与马列主义同步到来
俄国的文学作品最初被介绍到中国来，是在清末民初，也就是19 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事。但第一次大规模译介俄罗斯文学，则是五四时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文学的窗户。这个时期俄罗斯文学翻译的一大特点是许多知名作家都投入到了译书的队伍中。例如鲁迅翻译了黄金时代一位重要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瞿秋白翻译了《三死》、《伊拉司》、《阿撒哈顿》等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巴金更是译著颇丰，仅黄金时代的作品，就翻译了赫尔岑的《家庭的戏剧》和《往事与回想》，屠格涅夫的《木木》、《处女地》、《父与子》、《普宁与巴布林》和散文诗等。
五四时期是中国逐步睁开眼看世界的一个时期，对黄金时代作品的翻译也带有强烈的选择性。例如对托尔斯泰在当时被视为人道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耿济之在《俄罗斯四大文学家合传》中将他称为“俄国的国魂”、“俄国人的代表”。因此在五四时期，对托尔斯泰的翻译最多。在当时翻译人才很紧缺的情况下，托尔斯泰的作品单行本多达24种，而且还有重译。例如《复活》就有1914年的马君武译本（当时译为《心狱》）和1922年的耿济之译本。
五四时期另一个受中国翻译者喜爱的黄金时代作家是屠格涅夫。屠格涅夫的作品带有编年性质，从《猎人笔记》、《罗亭》、《贵族之家》等，反映了19世纪40-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和思想变迁的轨迹。这对于与俄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的中国来说，显得尤为亲切。屠格涅夫的作品在五四时期仅连载的中长篇小说或出版的单行本就有12种之多，五四运动思想阵地《新青年》先后刊载了《春潮》、《初恋》两篇，透露出当时进步青年对自由、平等、个性等一整套现代观念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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